为何党的诞生庆祝日定为7月1日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也就是党的生日。为此，党和国家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但是，这个纪念日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定下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开幕日期吗？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或处于秘密状态，或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白色恐怖下。那个时候，党还顾不上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活动庆祝自己的生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

南湖游船

为庆祝党成立15周年，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8月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此文是以党诞生的月份为依据进行纪念的，并没有确切指出一大开幕的具体日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逐渐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到了1938年，为庆祝党成立17周年，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同志，向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大会召开的时间，以隆重纪念党的生日。可是，毛泽东和董必武都记不清了。

其实，党的一大究竟在1921年7月的哪一天开幕，长期存在着不同说法。

就一大代表而言，李达回忆说是“7月1日下午8时”，张国焘也说是7月1日；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说是7月20日；陈潭秋1936年发表的文章中说是7月底；共产国际指派参加一大的代表马林在1922年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笼统地说是7月，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说是7月。

在国内，有关党的一大，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而共产国际保存的两份文件，没有名字，也没有文件时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马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却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

这样吧，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回答。不久，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明确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要求进行相关纪念活动，是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4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指示》强调，宣传的要点是：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20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他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20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这一年的7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同时发表关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社论。《解放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编辑《中国共产党20周年纪念特刊》，刊发朱德、林伯渠、吴玉章三位同志的纪念文章。在此前后，《解放日报》还大量报道了延安各机关团体庆祝建党20周年活动。

从此以后，纪念七一成为我们党、新中国成立后同时也成为我们国家的例行活动。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指出：“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董必武在回忆一大时也说：“‘一大’问题，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个说得到的。”董老这里所说的“后来定的”，以及毛泽东使用“表示”这个词，都说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

大约20世纪50年代中期，董必武在与子女的谈话中，明确说：“在上海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并不是7月1日这一天开幕的，但会议确实是在7月召开的；7月1日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个象征性的纪念日。”

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通过对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当时的文字记载等多方面严格认真的考证，最后得出党的一大确切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的结论。这一考证成果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仍旧延续下来。2011年7月1日，全国各地举行各种活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二大创造了党的历史上至少八个“第一”

二大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在党的历史上至少创造了以下八个“第一”。

一是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二是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

三是以全国代表大会名义公开发表了党的第一个宣言。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旧址

四是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大会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持。但是，在中国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依靠本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而不能由别的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然而，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不能不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五是制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党章。

六是第一次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思想。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便对党的组织原则进行了积极探索。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创办的《共产党》有许多文章介绍俄共（布）的组织原则；湖南的毛泽东与蔡和森就党的组织原则多次探讨，双方都赞成建立一个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一大召开前，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提到“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但是，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并没有直接涉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相关表述。二大通过的《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宣布，完全承认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其实，这其中就应当包括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这是二大确定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直接原因。《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所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则将这一原则翻译为：“凡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建筑于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的原则之上。”“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基本接近“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二大虽然还没有像后来召开的党的五大那样把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式写入党章，但二大党章却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思想，诸如：“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等。

七是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作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

八是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句耳熟能详的口号，有据可查的最早出处便是党的二大宣言的最后：“中国共产党万岁！”“国际共产党万岁！”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6页。

近半个世纪无从查证的三大会址终被确认

党成立初期，活动多为秘密和地下状态，对于三大的记述也是寥寥无几。不论是当事人回忆，还是各种相关材料，在谈到三大会址时，多笼统地称为“广州东山”，但具体东山区什么位置，就没人讲得清楚了。

三大结束后整整49年，三大会址确切地点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972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早提出寻找会址的是三大代表徐梅坤。“文化大革命”前，当时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提供了三大会址的一个具体线索:东山恤孤院路。但这一说法范围太广，无从下手。1958年，徐梅坤曾亲自来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寻找三大会址。“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的一些群众组织，也曾进行三大会址的调查工作。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实质进展。

为了查实会址的具体位置，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于1972年1月17日向广州市革委会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决定找当年曾参加三大的代表们直接调查，以便收集比较准确的回忆。

经批准后，一方面，调查组组织人力前往武汉访问党的三大代表罗章龙。罗章龙回忆说：“党的三大会议期间曾住过中共广东区委，在该处往东南面走约五、六里地就到会址，会址所在地是一条不大宽的马路，会址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房（指新河浦路春园24号）不远。”

另一方面，邀请徐梅坤来穗查勘确定党的三大会址位置。1972年10月，经过几番波折，年近八旬的徐梅坤老人再度来到广州，协助调查组寻找党的三大会址。当走到恤孤院路一栋三层仿西式的花园别墅前，徐梅坤老人抬头仰望，屋顶上赫然刻着“1922”四个阿拉伯数字。

看到这四个数字，老人激动异常。他说：“这座别墅叫逵园，三大会址就在它对面。”他还说，当年开三大时，透过窗户，他天天都能看到“1922”这几个字，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徐梅坤还回忆说：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并在春园吃饭；其他外地代表沈茂坤、于树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孙云鹏、陈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吃饭在楼下。广东代表都在家住，吃饭在会址。谭平山回家吃饭。

尽管三大会址的调查还有一些存疑的细节，但到1972年底，三大会址及其建筑样式、内部布局等总体轮廓已渐清晰。特别是会址得到确认: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1972年时为恤孤院路3号。

三大代表徐梅坤用过的钢笔和手表（存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1972年12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市革委会正式提交《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保护文物‘恢复原状，以存其真’的原则，按当年‘党的三大’会址原貌进行复原……征用‘春园’、‘简园’，按原状修缮……”

一年多后，即1974年初，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文化组提交复原党的三大会址的报告。国务院国家文物局复函，建议以省委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省革委会遂又向中央提交一份请示报告。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一直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批复。耽搁下来，眨眼就是20多年。

虽然党的三大会址未能复建，但在1979年，该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园、简园、逵园也陆续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东党史、文物专家和人大代表多次倡议修复旧址。到20世纪90年代初，恢复重建三大会址的各界呼声渐高，引起广东省委关注。此时，党的一大、二大、七大的会址都已得到保护或复建。

2000年1月3日，广州市文化局向省文化厅上报《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问题的请示》；4月17日，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党的三大旧址保护及陈列馆建设工程事宜；7月24日，市文化局向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报送《关于“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项目建设建议书》……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和广东省委领导的重视关怀下，党的三大会址复建问题，终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重要革命遗迹，广东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工作。2006年初，广州市文物部门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对三大会址进行了发掘、考证。三大会址得到了科学的确认。这些工作为三大会址的保护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

对于修复三大会址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建立纪念馆的工作，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重视，省市各有关部门主动配合、大力支持，广东省、广州市投入8000万元，经过数载周密规划，仅用短短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程。

 2006年7月1日，时隔三大召开83年之后，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85华诞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广州市委在广州联合举行中共三大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暨纪念馆落成典礼。

尘封了80余年的党的三大会址，终于携带着那一段珍贵而激情澎湃的历史，再现于全国人民面前。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4页。

四大代表忆趣事

关于四大的回忆不多。四大代表郑超麟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中，讲述了四大会议过程中的一些趣味事：

“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在后门出入，楼下客堂间怎样布置，我没有留下印象。会开完后，工人部拿去这幢房子做甚么机关。”

位于上海市多伦路215号的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

“第一天开会，广东代表杨殷没有出席，有人报告，杨殷被人打伤了。大会派人去调查和慰问，第二天杨殷来出席，头上包着纱布。”

“张崧年、刘清扬夫妇列席那一次，张崧年站起来发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大家很诧异，这是1923年第三次大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本次大会并无此议程。结果，瞿秋白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回答张崧年，瞿秋白的回答是很奇怪的。他说，例如，我们要在广州刻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图章，就可以拿到广州街上去刻；在上海我们就不能拿到街上去刻。”

“陈独秀在发言中说起李汉俊如何如何，可是他说错了，竟说李启汉如何如何，于是李启汉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讨论问题时，李维汉发言很有重量，往往能起决定作用。张太雷便给李维汉起个绰号，叫做‘实力派’。”

“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其貌不扬，张太雷常常戏弄他，使他难堪。大会后，何今亮回去海参崴，以整个支部名义写信给中央，控诉张太雷。”

“会后，在三楼宿舍闲谈时候，我听李维汉说：‘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瞿秋白的西装确实是很笔挺的。”

天津代表李逸在《中共“四大”会议琐记》一文中也有些回忆：

“各地代表中，住在会所者只有4人，即李维汉、尹宽、阮济和笔者。床是没有的，大家都席地而睡。李、尹是长人，所备棉被长度不够，他们和衣而睡，用毛围巾将头下端扎起。这样，才能在寒夜中保持足部温暖。”

“大会不像‘五大’以后各届之推出主席团，只记得开幕和闭幕大会都由陈仲甫（独秀）亲自主持，并一度提出政治报告。此外，历次会议由周恩来担任主席，有几次是李维汉。周恩来主持会议，有条不紊，口齿便捷，应付裕如，充分表现出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顺便说及，他于1924年暮春由莫斯科返国，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引者注）中央准备派他回到他所熟悉的天津工作，乃天津某些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他有成见，表示反对。中央乃改派他去广州。这一来，他反而因挫折而得福，一则当时广州的革命高潮恰好给他以发抒抱负的机会，奠定他日后成就的基础；二则彼时北方白色恐怖严重，他去了广州，中央改派一位新由莫斯科回来的川人李季达到天津负责。乃仅仅两年，就遭直鲁系军阀逮捕杀害。周在天津是五四运动健将之一，许多人都认识他，在秘密工作中很难掩蔽。”

“大会在各地区报告后，继之以讨论议案，通过一项宣言，决议案有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宣传问题、民族革命运动、职工问题、农民问题、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决议案，大多是略经讨论即顺利通过。只有职工运动草案，原由项英起草，在大会中引起许多指摘；最后，项英承认自己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低，以致起草的议案有许多缺陷。当场将原案收回，另行起草。在另一次会议中始获通过。此外就是林育南报告青年运动时，有人纷加指责，表示对SY工作不满。张太雷坐在我身旁，私下对我表示，为林育南抱不平。他说SY过去在刘仁静主持下是搞得一塌糊涂，但现在育南、中夏、代英等人都很努力，不该把过去的乱账算到现在负责人头上。”

“当时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维金斯基（华名伍廷康）。某日会议结束时，秘书处报告称维金斯基要和代表们见面并发表一项报告，请各代表晚间分批前往外白渡桥畔的苏联领事馆会合。我们依时前往，见到维金斯基。他开口就说他原来准备就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作一报告，但据报告领事馆附近已有若干警探监视，恐已引起租界方面注意，只好停止进行，日后再将原稿交付中共中央在大会中宣读。任翻译者是张太雷或他人已记不清，只记得他关照各代表分批外出，最好到大世界或电影院等人众猬杂的地方兜一转，不要直接径回住所，以免被人跟踪。我们外出时并未见路上有何异状，只是突然有许多华人晚间进入苏领馆，自难免引起警探注意。至于维金斯基所说的报告，则直到终会也未见在会议中提出。”

                           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

“最后一项节目是推举第四届中央委员……”

“当时，有山东代表尹宽提出异议，说在他动身之前，山东同志有一项意见，表示反对张国焘任四届中委。陈仲甫当加解释，说党中央人才有限，用人只能取其能力和贡献，难以顾虑他的缺点，如过分苛求，会丧失一些有用人才。尹宽也未坚持。按张国焘是中共原始建造人之一，在劳工和学生群众中很有威望，他能力极强，缺点也多，所以引起若干人不满。他原为二届三名中委之一，负责中央组织部；到三届大会因一些争端未能蝉联中委。此次大会他未能出席，但有一信写给大会，申述他的一些意见，只记得其中一项是要求中央加强出版工作，把一些重要理论书和有关苏联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以期提高国内党员水平并加强宣传作用。有人认为他这封信无异于一种竞选中委的伎俩，结果如愿以偿。”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61—63页。

五大召开的第二天，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1927年4月28日，党的五大召开的第二天，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绞杀。《晨报》留下了这位党的创始人从容就义的遗照，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他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给中共发来电报：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和其他在北京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是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永远不可磨灭的。

就义时的李大钊

李大钊牺牲在党的五大召开之际，这是当时严峻形势的真实写照。

4月12日凌晨，早就做好准备的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这时，国民革命军第26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声称进行调解，将武装流氓的枪械先行收缴。工人纠察队轻信他们的欺骗，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强迫缴械。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员进行抵抗，但因众寡悬殊，最终失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已在前一天被杜月笙骗去，遭到秘密杀害。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二千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阎锡山在山西，刘湘在四川，也纷纷进行“清党”，并表示拥护南京政府。在此之前的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在北京出动军警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20人。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66—71页。

周恩来夫妇赴莫斯科参会途中的惊险遭遇

　　六大代表怎样安全地到达莫斯科？这在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是一个难题。

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抵莫，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参加大会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具体负责保证代表们旅途安全。他们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们过境。

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六大代表名单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北上满洲里，从那里偷越国境进入苏联，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都是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的路线。走这条路线危险重重，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

周恩来夫妇的经历颇具代表性。邓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回忆。那是1928年5月初，他们夫妇扮成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周恩来回答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周恩来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这几个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对于这些人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

经过这么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邓颖超回忆说:“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两度遇险后，周恩来、邓颖超终于辗转来到哈尔滨，与李立三等人会合，乘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他们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周恩来夫妇一生多次遇险，但这一次是刻骨铭心的，以至几十年后，邓颖超还能把细节回忆得这么清楚。

历时一个多月，到6月中旬，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97—98页。

代表们历尽艰辛陆续从全国各地向延安集中

七大是在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延安召开的。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公开、最开放的党代会。但是，战争年代，各地代表来延安开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自1939年中央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后，不久，代表们即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

1940年4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第一二九师师部山西潞城北村出发，前去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因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影响，当时的国共关系还很紧张。朱德夫人、后来也是七大代表的康克清问朱德：被国民党抓住，坐牢怎么坐法？朱德回答说：不知道。康克清又问：我们两人一起坐牢还好办，遇事有个商量。若是分开怎么办？朱德说：当然分开。既然抓起来，他们就不会把我们两人关在一起。康克清听了，不免有些顾虑。

朱德看出康克清的心情，笑着说：我的好同志，你放心，卫立煌这个人不是顽固派，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反共摩擦不是他的本意。我们处处团结他，争取他，他这次既然来电报欢迎我去，就决不会把我们抓起来。当然，提高警惕是必要的。左权派了一个较强的连队作为护送朱德的随行卫队。

5月5日，朱德一行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上。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曾经浴血奋战近三年的山脉了，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太行》就是这时写的：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5月6日，朱德一行离开太行。7日，渡过黄河。卫立煌果然对朱德十分友好，专门派人、派车在黄河边上接朱德到洛阳。谈判气氛也很融洽，朱德提的要求大多得到满足。几天后，朱德一行乘火车到西安，几天前刚从延安来的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自六届六中全会后，两人快两年没见面了。这时，有一批准备到延安的干部、进步人士和青年因被国民党当局阻拦而滞留西安，其中有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5月24日，他们与朱德同行，分乘三辆大卡车驶向延安。途中，朱德提议拜谒黄帝陵。26日，朱德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干部和军队、民众的热烈欢迎。

革命圣地延安

北方局杨尚昆与广东的古大存、方方及从山东途径太行的徐向前等，于1940年11月同行参加七大。那正是皖南事变前夕，日军对华北根据地实施“囚笼政策”。太行军区派一个旅送他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一个旅来接应。一行人于年底到达延安。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唱起这首歌时，你可能会记起铁道游击队故事中的这样一个情节：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1942年3月19日，他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准备筹备和参加七大。

三年前，刘少奇从延安奔赴华中时，凭着同行的徐海东挂有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比较顺利地到达华中。路上虽然长途跋涉，也遇到过国民党军队多次刁难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但都有惊无险地闯过来了。而今，情况要严重得多。日军从1941年春开始，在华北全面推行更加野蛮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将近3000公里的铁路、公路两旁，掘了二丈宽、一丈二尺深的壕沟，筑碉、筑墙，企图隔绝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国共两党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当局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历时9个月的艰险“小长征”，穿过一百余道敌人的封锁线，刘少奇终于在年底到达延安。

“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这是陈毅赴延安途中所作的十余首诗词中的一首。他走了近半年。而从海南岛来的代表，途中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还有多名代表在途中牺牲了。

代表们历经艰险，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由于会期的推延，许多人已在延安等待几年。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战争年代召开一次党代会，是多么不容易！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118页。

毛泽东因何要提“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八大上毛泽东的《开幕词》文本

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话。

毛泽东说：“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经验是很不够的。毛泽东强调：

“……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泽东以充满激情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雄心壮志，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这篇开幕词不足2500字，竟博得了34次热烈掌声。

开幕词的起草，是八大前夕毛泽东做的另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毛泽东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或许是工作太忙，毛泽东又要陈伯达代为起草。很快，陈伯达写完了。但毛泽东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要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十分紧急。当年田家英34岁，精力充沛，很快赶写出一个初稿。

毛泽东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并且加了几段话。第一段加的是纪念已牺牲的同志和朋友的话。毛泽东以饱含深情的笔调写道：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11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

一段是关于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和党所处的地位的文字：

“……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另外两段文字中，一段是在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内容前，加上肯定苏联成绩的几句话；一段是在欢迎兄弟党代表的文字后，加上对国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表示欢迎的语句，这段新加的话，也是开幕词的最后一段话：

“今天在做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之后，毛泽东让中办主任杨尚昆送给有关的人审阅修改。这已经是9月14日清晨4时30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的时间。吸收了大家的意见，稿子改得越来越好，毛泽东满意了。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别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见、并经毛泽东本人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而形成的一个集体创作。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作报告

李雪峰曾回忆说，八大开幕当天，毛泽东致开幕词。毛泽东对开幕词很满意，会议期间他曾经兴奋地告诉我们：开幕词最先是陈伯达写的，我看了不行，就自己动手写了一篇，写好拿给田家英看，他说尽是标语口号，也不行。现在的开幕词是田家英写的。毛泽东历来注重发挥青年人的作用，赞赏青年人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敢想敢干的精神，田家英就是其中的一个。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152页。

十二大代表中青年代表将近40%

1979年7月底，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现在还没有解决的是组织路线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当然，组织路线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机关臃肿怎样解决，退休制度问题怎样解决等。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他语重心长的说：“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

　　党的十二大，从代表的产生到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是在全党范围内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的一个更大的步骤。在酝酿选举代表过程中，各地都有许多老同志以党的事业为重，诚恳地向组织上要求不要提名他们为十二大代表的候选人，把名额让给符合要求的中青年干部。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确定了党的十二大代表的名额为1600名。

　　1980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十二大代表选举工作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参加十二大的代表要在召开县、市、州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基础上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代表选举工作要在11月底完成。《意见》还对各方面代表应占比例，包括性别、年龄和专业比例及民族等提出具体要求。

政治局会议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决定》，这是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5月中旬，胡耀邦就代表选举工作指出，要选出真正合格的党代表，就要充分酝酿，真正征得广大党员的同意，不要少数人“圈定”；名单没有什么保密的，要公开提到党员中去酝酿讨论，不要怕变动。

经过充分酝酿，代表选举工作最终于1982年7月底完成。各地党组织共选出代表1600名，并按代表总数的10%选出候补代表149人。在全部代表中，青年代表将近40%，各方面专业人员、专家占有相当比重；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38个民族的146名优秀党员被选为代表。在代表中也有少数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作过贡献的同志。由于各地党组织贯彻了中央政治局《意见》的精神，保证了代表的先进性与广泛性。

在一次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说，提拔中青年干部有没有人，有没有标准呢？就是60年代的(主要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说到这里，邓小平举了个例子。在湖北视察时，时年41岁的年轻干部王兆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第二汽车制造厂发现的那个副厂长，是‘文化大革命’前一两年毕业的”，“他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是受打击的。”“像这样的人，是不是人才呢？他现在已到大厂副厂长这样的岗位，再加以培养，进进党校，或者放到另外的工作岗位再锻炼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在十二大上，王兆国是大会列席代表。像王兆国这样年纪的人才，作为出席十二大的正式代表或列席代表，并非个例。

异军突起的中国女排在1981年获得世界杯冠军

中国女排运动员孙晋芳、周小兰、郎平都是出席十二大的代表。当选后，她们身穿运动服与大家见面。国家体委推举她们和教练袁伟民作为十二大的代表，创造了一个仅有16个人的单位就有4位正式代表出席全国党的代表大会的纪录。当年郎平只有21岁，是十二大最年轻的代表。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217页。

差额选举是从十三大开始的吗

大会代表以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差额选举，确实是从十三大开始的。

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党代会筹备工作的重要方面。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召开十三大后，1986年11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十三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1987年2月，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党的十三大代表选举工作的补充通知》。

全国33个选举单位，根据上述决议和两个通知的精神认真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解放军分别召开党代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经过半年多的时间，代表选举工作已全部完成。这次选举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实行差额选举。这标志着党内民主取得新的进展。

1987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出席党的十三大的1936名代表已全部选出。选出的1936名代表，代表了全党4600多万名党员。他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各级干部占75.7%，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各方面人员占18.9%，著名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占5.4%。妇女占14.9%，少数民族占10.8%。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9.5%。代表中，建党初期到解放战争各个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各占有一定的比例，新中国成立后入党的占大多数。代表中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朝气蓬勃的中青年优秀党员，55岁以下的占58.8%。台湾省籍党员代表是由台湾省籍党员代表会议选出的。各选举单位在选举工作中，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注意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和选举人的意志。大多数单位的代表候选人是由下而上提名，逐级推选出来的，广泛听取了广大党员的意见。全部代表都是经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产生的。整个选举工作进行顺利。

1987年10月27日上午，党的十三大主席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规定：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经差额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预提候选人数的5%，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预提候选人数的12%。差额预选分两次进行，即先进行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预选，然后进行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预选。中央委员候选人落选的，列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预选名单，参加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预选。差额预选以代表团为单位分别投票，由大会统一记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按照差额预选的结果，研究提出候选人名单，再提交各代表团讨论确定。“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正式选举分四张选票，即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各一张选票，在同一票箱依次投票，分别记票，一次宣布选举结果。”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10月29日下午和30日上午，33个代表团经过酝酿，按照选举办法规定进行选举。经两个半天的无记名投票，差额选出了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以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提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10月31日，各代表团又酝酿了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代表们同意这些名单。

虽然党的十三大只是在候选人的选举上实行了差额选举，正式选举还实行等额选举，但还是应该肯定这是一个进步。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217页。

十四大把“市场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正式文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党的十二大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1990年底，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

　　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又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大体有这么几种：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各种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三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我国的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呢？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提出：

　　“……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江泽民进一步解释说：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前面已讲到资本主义经济也并不是无计划。所以，我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所接受的。”

　　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不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姓“社”，而是表明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的。这是世界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把“市场经济”这个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专利的名词，写进自己的正式文件，这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227页。

十六大“大家庭”里增添两个“新面孔”

在党的十六大这个“大家庭”里，增添了两个“新面孔”——中央企业系统代表团和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根据中央规定，中央企业系统和中央金融系统首次单独组团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十五大的36个代表团相比，十六大的代表团增加到38个。

“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中央企业工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国有企业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也是对国有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的极大鼓舞。”中央企业系统选举产生的42名代表，来自石油石化、建材、冶金、化工、机械、电子、电力、煤炭、建筑、交通运输、通信、商贸、科研设计和农林水等20多个行业，肩负着45万中央企业系统党员的重托。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

首次网络全球同步直播党代会

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录音笔、网线、电源……2007年10月15日7时，人民网技术工作人员小于背着鼓鼓囊囊的大背包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人民网设在大会堂现场的直播间里一片忙碌。

8时30分，首批现场图片传到网上，文字直播同步开始；9时，十七大开幕，大会堂里国歌响起。伴随着网友们的一次次点击，十七大开幕式的图文和音视频直播信号同步传遍全球……

小于挺自豪。对如此重要的政治活动进行网络全球同步直播，在全国党代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除了开幕式，他和同事们还将实时报道十七大期间的各场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代表团开放讨论等，并现场直播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新华网、中国网、央视国际也都将进行现场直播。

网络，正在成为党代会开放的渠道、沟通的平台。

开幕当天，人民网强国论坛开辟“直播同步评”版块，网民踊跃发帖，对十七大报告中的多个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0月16日下午，人民网手机强国论坛发起的“千万手机网友提问党代表”大型联合访谈开始刚一个小时，手机网友就提出近200个问题。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说：“在手机网络上与网友们相见，真是一件新鲜事儿！”

10月1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河南厅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镁光灯、摄像机齐齐将焦点对准了正在这里讨论胡锦涛报告的河南代表团。这天是大会安排的河南团开放日，开放的河南再度吸引了中外媒体的目光。人民网的记者、编辑更是早早地来到了现场，对讨论进行全程现场直播。互联网对党代会代表团的讨论进行现场直播，这还是第一次。

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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