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蒙藏学校是北洋军阀政府开办的一所专门招收蒙古族和藏族学生的学校。大革命时期，中共北京党组织利用该校发展蒙古族革命青年，培养锻炼出一大批革命志士。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做出了贡献。

一

北京蒙藏学校创办于1913年，由清朝乾隆年间设的咸安学、唐古忒学、托忒学和光绪年间所设蒙古学合并而立。该校位于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绵德府旧址，是三进院落，坐北朝南，所有建筑均为灰简瓦硬山顶，三进院共50余间。北洋军阀政府为了维护和巩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在少数民族中培植自己的走卒，将蒙藏学校隶属于北洋军阀政府蒙藏院。学校开办后一直没有招收过藏族学生，主要招收蒙古地区的青年，对他们进行专门培训后再派回蒙古族居住地区。该校1923年起增设初中部，主要课程有国文、蒙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等，其重点是向学生们灌输孔孟之道，和一般中学没有什么两样。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北京党组织和李大钊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的工作，曾派邓中夏等人到蒙藏学校进行革命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这所被控制很严的学校开始活跃起来。1923年夏，蒙藏学校专科班学生蒙古族青年荣耀先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暑期趁学校招收新生之际，中共北京党组织秘密委托荣耀先以回籍探亲为由，向校方要求代为招收学生。经校方同意，荣耀先回到归绥后到各学校介绍蒙藏学校的情况，散发招生简章，并暗中物色有志的革命青年。由于蒙藏学校是官费，能解决学生的吃饭住宿，所以许多贫家子弟争先报名，到开学时仅归绥地区就招收李裕智、云泽(乌兰夫)、吉雅泰、孟纯、云润、多松年、奎璧、赵诚等40多名青年到北京蒙藏学校读书。这些人大都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锻炼，具有民主革命的思想。他们抱着追求民族解放的真理和愿望来到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文化古都北京。这批学生的到来，使蒙藏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开学后，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1923年秋，由于北洋政府用清丈土地的办法，在归绥、武川、莎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地区大量掠夺蒙古族人民的土地，激起了土默特旗蒙古族各阶层人们的不满。于是，群众推选代表来北京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当局停止清丈土地，并归还掠夺的蒙古族人民的土地。请愿代表找到蒙藏学校要求学生们支援，荣耀先、李裕智等听到消息后，立即聚集土默特籍同学，揭露政府对蒙古族人民的掠夺，发动群众到北京各大学串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中国大学等学校的同学和他们一起声援土默特旗代表的正义斗争。在荣耀先、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等革命青年的带动下，蒙藏学校广大同学组织起来同代表们一起到军阀政府去请愿游行、散发传单。这场斗争持续一个多月，虽然没有实际结果，但却显示出蒙藏学校这批蒙古族青年的革命精神，引起了中共北京(1925年10月改称北方)区委的重视。

由于学生声援土默特旗代表要求停止清丈土地的斗争，1923年冬，北洋政府下令取消蒙藏学校的官费制，对学生进行报复。企图用卡同学脖子的办法，逼迫这批具有革命精神的贫穷子弟退学。但事与愿违，取消官费的告示在学校张贴后，刚要平静下来的学校立刻又沸腾起来。同学们推选代表找校长章武博士讲理，指出：招生简章明文规定凡入该校读书的学生一律享受官费，吃饭、住宿均由校方供给，政府为什么说话不算数?我们这些贫穷子弟来这里学习，就因为它是官费，取消官费就等于断了我们的粮。章武校长是一位进步知识分子，听了学生们的申诉非常同情，但对改变政府的决定又无能为力，只好利用他个人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上募捐，组织学生们变卖校内的一些旧砖瓦和用不着的旧桌凳，来维持同学们的生活，使学生们能安心学习。但是没有多久，北洋政府听说章武校长没有按政府的法令办事，反而想法为学生开伙，严厉斥责章武并下令撤销其校长职务。同学们对此愤怒异常，结队前往北洋政府蒙藏院请愿示威，高呼“抗议政府取消官费”、“坚决要求恢复章武博士校长职务”等口号。一部分学生冲进总裁贡桑诺尔布王爷的办公室，与之理论。没想到贡桑诺尔布听到学生来请愿早从后门溜走。同学们警告蒙藏院官员们不准撤销章武校长的职务，等到下午不见贡桑诺尔布回来，只好返回学校。

 两天后，北洋政府不顾社会舆论和同学们的强烈反对，派反动官僚政客王维翰为蒙藏学校校长。王是北洋政府的忠实走狗，一上任就大施淫威，张贴告示禁止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不准学生罢课游行，

并企图利用师生大会训斥学生，先给一个下马威。但当大会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后，还没等王维翰开口，同学们就大声呼喊：校长先生，请你先讲讲你如何给我们开伙！什么时间给我们恢复官费！否则，我们饿着肚子没有力气听你的训斥。只要你能解决我们的吃饭穿衣问题，其他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个话题使王维翰瞠目结舌，面红耳赤，无言对答。接着台下同学们高呼“坚决要求恢复官费”、“打倒反动政客王维翰”、“王维翰滚出学校去”。顿时会场骚动，这个被“五四”以来的群众运动吓破了胆的王维翰，见此状况，慌忙跳下台去，夹着尾巴逃跑了。

王维翰走后，同学们又结队前往蒙藏院见贡桑诺尔布总裁，强烈要求恢复官费。贡桑诺尔布见学生们态度强硬，便答应向政府交涉恢复同学们的官费和章武校长的职务，劝同学们先回去好好学习。

一个星期过去了，同学们并没得到蒙藏院的许诺；等来的却是多次镇压群众运动，曾经当过警察局长的反动官吏金永昌来校任职。北洋政府派这样一个人来当校长，很明显是想用武力对付学生。不出所料，金永昌一进校门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拍着桌子对师生们吼叫：从今以后，你们要老老实实在学校读书，不要听信异党的煽动，没有钱念书就退学回家种地去，如果以后哪一个人再闹事，轻则开除，重则送警察局法办……他的话音还没落，会场上就爆炸了，同学们一起拥上主席台，围住金永昌。同学们的怒吼，使这个老奸巨滑的反动官吏立即软了下来，一反常态地装出一副笑脸说：请大家别急!刚才的话我收回，我一定代同学们向政府交涉，尽快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请诸位放心。边说边退下主席台，连办公室都没敢回就狼狈地逃出学校。

在北京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蒙藏学校反抗军阀政府的斗争，与北京各界民众要求与苏联建交、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军阀混战等斗争汇成了一股洪流，冲击着北洋军阀政府。而刚刚贿选上台的曹锟，为了实施武力统一中国，正在积极准备军事攻势，分不出太多的精力对付这些学生，不久便派吴恩和到蒙藏学校当校长。吴是一位思想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到校后，便积极向政府交涉，很快恢复了官费。吴对学生们的社会活动也表示支持。这场斗争以胜利而告终。

二    

中共北京区委对蒙藏学校的这场斗争极为重视，运动发起后曾派何孟雄、朱务善、黄日葵等人到学校深入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民族政策，指导运动的发展。1923年冬，在邓中夏的陪同下，李大钊亲自到蒙藏学校考察。李大钊是中共中央驻北京代表，负责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他对少数民族的解放特别重视，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1923年1月李大钊发表了《平民主义》一文，把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提到与民主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1923年秋他曾指示韩麟符、朱务善等人到蒙藏学校开展工作。这次李大钊亲自来到蒙藏学校，深入学生宿舍与蒙古族青年促膝交谈。他首先肯定了蒙藏学校近来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成绩，接着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讲蒙古民族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与全国各族劳苦大众受压迫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帝国主义和腐败的反动政府的压迫，过去是清朝政府，现在是北洋军阀政府。蒙古民族的穷人受压，汉族的穷人照样也受压迫。蒙古民族要解放，中华民族要翻身，就必须团结起来，推翻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赶走帝国主义，摧毁旧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1923年寒假，中共北京区委和青年团北京地委联合在北京高师办理论学习班。蒙藏学校许多先进青年被吸收参加，范鸿劼、朱务善、黄日葵等轮流到学习班辅导。同学们通过系统学习《共产党宣言》、

《列宁主义基础》和党的政治主张、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从理论上认识了蒙古民族贫穷落后的原因，认清了蒙古民族的解放与中国革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坚信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24年春，奎璧、吉雅泰、多松年、乌兰夫、赵诚、佛鼎、李裕智、孟纯、王祥、傅汝梅、崇善、云霖、荣继璋、福祥、赵壁成、荣继珍、李春荣、朱世富、云盛、任殿邦等38人经蔡和森、韩麟符、朱务善等人介绍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3月30日，经组织批准蒙藏学校团支部成立，张良翰、乌兰夫先后任支部书记，由地委委员尹才一联系指导。为了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势力，经组织同意，绝大多数团员都加入了国民党，并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

团支部还经常组织团员和该校的进步青年到北京大学三院礼堂听中共北京区委组织的报告会，了解国内外的革命形势，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中共北京区委为了培养蒙古族的干部，经常组织蒙藏学校的

蒙古族青年座谈，向他们讲述帝国主义侵略内蒙古和北洋军阀压迫蒙古民族的事实，通过一些具体事例，使这些青年学生深受教育。

中共北京区委还请人向他们介绍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状况和各族人民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经常组织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走出校门进行社会调查，参加国共合作组织的社会工作。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识别真伪能力，使他们自觉跨入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来，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1924年秋，李裕智、多松年、孟纯、王秉璋、佛鼎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成立。从此，北京蒙藏学校的广大同学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北京的各项政治运动，在斗争中锻炼提高，不断有同志加入党的组织。1925年9月，奎璧、乌兰夫、赵诚、高布泽博、云润、贾力更等人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蒙藏学校党团支部建立以后，为加强对党团员的教育，除办必要的学习班，学习党的刊物《向导》、《政治生活》和团刊《中国青年》外，1925年春在赵世炎等人的指导下，由多松年、奎璧、乌兰夫负责创办了蒙藏学校党团组织自己的刊物《蒙古农民》，介绍党的政策、各地革命斗争和民族压迫等情况。这个刊物的出版不仅加强了对北京蒙藏学校革命青年的教育，也推动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

三

为了尽快培养蒙古族自己的干部，推动内蒙古地区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经常安排蒙藏学校的革命青年参加政治活动，或派他们参加正规的训练。1924年春国共合作后，中共北京区委曾派一批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其中就有荣耀先、白海风、王瑞甫等蒙古族青年。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务。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北上发起国民会议运动。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建议先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1925年初，李大钊派吉雅泰去绥远宣传国民会议运动的意义，成立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3月10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吉雅泰、奎璧、赵诚、崇德臣被指定为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参加大会。乌兰夫、多松年、康根成被抽调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在会议进行中他们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3月31日，中共北京区委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悼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纪念活动，组织蒙藏学校党团骨干做保卫工作，维持会场秩序，防止坏人破坏会场。乌兰夫、云润、佛鼎等人把守门口，检查来往人员。他们像经过训练的卫士严格执行任务，保证大会顺利进行。   

1925年4月，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派于树德、韩麟符、李裕智、吉雅泰到内蒙古地区宣传国民会议运动的意义，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以建立各级国民党党部的名义来发展中共党的地方组织。5、6月间先后建立了绥远、热河、察哈尔、包头等国民党党部，实际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四个工作委员会，直接由中共北京区委领导。

6月，吉雅泰回北京向区委汇报工作后，派乌兰夫随吉雅泰到绥远去发动群众声援上海“五卅”运动。他们到归绥后与绥远特别区学生联合会一起组织中小学生走上街头游行、集会、散发传单，从城市逐渐延伸到城郊农村，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五卅”运动前后，中共北京区委又选派奎璧、赵诚、特木尔巴根、佛鼎、张福恩、乌献文等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的《蒙古问题决议案》指出了内蒙古地区革命的重要性和社会状况、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强调加强对蒙古族干部的培养。同年冬中共北方区委派乌兰夫、多松年、云润、康根成等人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此同时派云继先、朱实夫、云继章、荣崇仁等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又先后派贾力更、高布泽博、李春荣、云继珍等人到广东农民讲习所学习。

这一批批从北京蒙藏学校派出去的革命青年，经过专门学习，许多人陆续回到内蒙古地区从事地下斗争，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有些同志后来成为自治区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