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血缘的传承——周秉德回忆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周恩来侄女。1937年生于哈尔滨。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任北京市朝阳区小学教师，后在朝阳区委宣传部、西安工业局、贵州零六一基地工作。1974年起任北京市外贸局科长、处长。1988年调入华声报社，任副社长。1994年任中新社副社长。1998年起任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2008年退休。现为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

父亲和伯父

1925年8月8日，伯父伯母在广州结婚。伯母的母亲杨振德老人在天津，我父亲当时也在天津。伯父伯母去信让他陪着老人家来广州。父亲陪着杨振德老人于10月份到了广州。当时，伯父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1926年初父亲也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开学半年后，父亲参加了北伐，在郭沫若领导的宣传大队做小队长。北伐军打到武汉后，父亲在一次战斗中受了伤，郭沫若与胡公冕用太师椅把他抬下战场，抬进了城。

那时父亲谈了个女朋友，但人家移情别恋了。父亲当时才二十出头，想不通，也不死心，就追着那个女朋友追到了四川。直到对方明确表态拒绝，父亲看这段感情挽留不成，才又回到了武汉。伯父一向对家人要求特别严格，父亲回来后，伯父大发雷霆，严厉批评他目无组织，擅离职守，不配做革命军人，要关他禁闭。其实父亲走之前是向领导报告过的，可是那位领导一直没有和伯父沟通。面对伯父的训斥，父亲年轻气盛，也不申辩，负气说：“既然这样，我还不如回去上学，我觉得我学得还不够，我回去还可以照顾父亲和伯父。”（注：父亲的大伯对他们兄弟抚养得更多）这样，父亲就暂时离开了革命队伍，回到东北，照顾两位老人。

1928年初，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伯父和伯母赶赴参会，乘船到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局的盘问。有日本人认出了伯父，把他拉去审问，但伯父始终不开口，伯母趁机就把所有的证件都销毁了。为甩掉这个尾巴，他们不敢直接到哈尔滨去了，就辗转到了吉林，当时伯父的父亲和大伯就在吉林。他们到吉林后住在旅馆里，托堂倌按地址带去一张纸条：“舅舅在家吗？居住方便否? 大鸾。”“大鸾”是伯父的乳名，父亲认出是伯父的字迹，就赶紧把兄嫂接回了家。当时社会上都传说共产党人没有礼貌、粗鲁，但据后来我大奶奶对我妈妈回忆说，我伯母第一次到家里，见了老人规矩得很。大人没有坐自己一定不坐，吃饭的时候也是等老人动了筷子她才动，而且还给老人夹菜。看了我伯母之后我大奶奶感到，共产党人还是文雅有礼貌的。

因为要赶去开会不能久留，伯父就先去了哈尔滨，住在我二伯父家，准备从哈尔滨出境。第二天我父亲陪着我伯母去了哈尔滨。因为没有了证件，他们就只能到车站去等熟人一起走。父亲天天陪我伯母去火车站，等了一个星期，等来了李立三同志，帮他们证明了身份，这样我父亲才把兄嫂二人送走。伯父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我父亲虽然离开革命，但是没有做对不起革命的事。

10岁时第一次听说伯父

我们在哈尔滨待过几年，当时日本人的统治压榨非常严酷。1942年，我们举家搬到了天津，住在天津的大奶奶家。

1946年，三人小组（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委派张治中为代表，与中共的周恩来、美国的马歇尔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研究军事整编问题）在北平会谈时期，伯父派秘书发电报到天津，要父亲到北平见面。他们从1928年分开后就一直没再见过。父亲到北平后，谈了谈这些年家里的事情。父亲表示要为党做一些工作，但伯父说父亲的事情他不能直接管，要由组织决定。后来组织上派人筹集了一些钱，让父亲在天津开了个货栈，为解放区运送一些物资、药品、器材等，做一些外围工作。

父亲去北平的事被邻居知道后告了密，国民党天津警备区就把父亲带走关起来，就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父亲只承认去看望兄长聊聊家常，别的什么都没有说。这样关了半年，他们见从父亲口中也问不出什么，经伯父原来在南开时的一位老师和同学常策欧担保，父亲才被释放出来。

当时我才10岁，此前从来不知道伯父的消息和身份，就是通过这件事，通过父亲被关押期间时常关照我们家的常策欧大爷的讲述，我才了解了一些。常大爷翻开我们家订的天津《益世报》，指着有关周恩来的报道悄悄对我说：“周恩来就是你的大伯，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

初见伯父伯母

父亲做了一段时间的外围工作，转眼就到了解放前夕。1948年底，解放战争激战正酣。那时我不大看报，听大人们议论说东北已经解放了，天津肯定很快也会解放。1949年1月，我还经历了天津解放的一次巷战。当时我们家住在一栋三层小楼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趴在家里窗子上向外看，看见戴着大皮帽子、穿着棉衣的战士，端着枪一点点前移。突然，“当”的一声，一颗子弹从我耳边飞了过去，嵌进了我身后的五斗橱里，一场虚惊！很快，天津就解放了，到处都是标语、口号、红旗。

1949年3月，父亲和母亲一起到北平探望伯父伯母。当时中共中央还在香山，伯父他们在城内开会，很晚才回去。夜里他们谈话叙旧时，父亲提出自己应该正式参加工作。伯父说他的工作还是由组织上来考虑，认为父亲应该去上学，去学一学党的政策，树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培养新的观念，毕业以后由学校分配工作。为此，父亲就去了华北大学。在同伯父的谈话中，伯父问到孩子们的情况，知道我小学即将毕业，说可以接到北平念中学，并让我住到他的住处。这样，1949年6月，我到了北平。

      1951年，周秉德与伯父周恩来合影                          1952年周秉德及弟、妹与伯父伯母在谐趣园。

我刚到北平时，伯父还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他就请卫士长成元功来安顿我。丰泽园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被安排在南房西边一间书房内，搭了个小行军床。东边住的是伯伯的秘书杨超、罗迭夫妇。

刚到后，只觉得新鲜，一个人在院子转来转去。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伯父回来了。见到我，亲热地把我拉到身边说：“秉德，来……来……让我看看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嗯，都有点像！”又叮嘱道：“你的房间卫士叔叔不是都给你安排好了吗？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很忙，你不要去打扰他。”说完伯父就又忙工作去了。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伯父与我父亲长得真像，可稍胖些，又极为端庄、慈祥。

与伯母见面是两个月后的事情了。刚和伯父见面时，他告诉我说伯母去上海了，过几天回来。当时，伯母是受毛泽东主席和伯父之嘱，到上海迎请宋庆龄先生来北平共商建国大计的。8月28日，我随伯父到火车站去接伯母。我和卫士叔叔站在后面，接站的大人们互相寒暄问好，等人都散得差不多了，卫士叔叔把我领到伯母面前，伯母便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你就是小秉德啊！你好！你都来了好些天了吧，咱们才第一次见面，以后你就叫我七妈吧！”我当时不理解“七妈”是什么意思，也还不知道伯父在大家庭里排行第七，我还以为让我叫她亲妈，所以我就一直“亲妈”“亲妈”地叫，弟弟、妹妹也跟着我这样叫。

多年之后，我给伯母写信的时候叫她“亲爱的亲妈”。我七妈看了说：“你怎么叫我亲妈？叫我亲妈当然是好事，但是你妈妈会怎么想啊？我给你说的是‘七妈’，因为你伯父在周家大排行里是排七，堂弟们都叫他七哥，所以你叫我七妈就可以了。”我这才理解，她是让我叫她七妈。不过，伯母确实对我们像亲妈一样，对我们的事情想得真是细致、周到，视如己出，对此我的体会很深。

和毛主席做邻居

在伯母未回来之前，由于刚到不熟悉，我除了看书，就是呆呆地望着高处。一天，我一个人在外边玩的时候，就碰到了李敏。那时候李敏还叫姣姣，我们同龄，很快就玩到了一起。后来又陆续认识了李讷，还有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和朱德秘书的妻妹，我们五六个小女孩成了在中南海的玩伴。七八月份的时候，江青和李讷从苏联养病回来，带回两辆小自行车，我们都用这两辆自行车学着骑，很是热闹。周末春藕斋办舞会，我们这群小姑娘也跟着伯伯、叔叔们一起学跳交谊舞。平时没有舞会的时候，空闲的春藕斋就成了我们学骑车的地方，我在那里学会了骑自行车。

伯父伯母在丰泽园住的时候，和毛主席是邻居。我听从伯伯的嘱咐，虽和李敏她们玩在一起，但尽量不打扰主席。不过，倒还有几次到主席家吃饭。我们几个孩子在一起玩，有时候爬爬小山坡，互相讲讲故事，聊聊天，或者瞎玩一通；有的时候我们还到湖边捉些小鱼小虾。捉得多了，集中弄一搪瓷茶缸，去送给毛主席当“贡品”。 生活中的主席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他工作那么忙，看见小孩子们过来他就放松一会，让厨师把我们捉的小鱼小虾拿去做个汤，加几个菜，我们就和他一块儿吃午餐。我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毛主席最爱吃苦瓜。我原来没吃过苦瓜，但看着鲜绿的就尝了一口，觉得很苦不爱吃。主席告诉我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就干不成革命。

有一次，我在主席家和姣姣玩，忽然想起在天津小学毕业时我自制的一个毕业留念纪念册，就拿过来请毛主席签字。他给我写了“好好学习”四个大字。从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毛主席是一个有魄力、有豪气的伟人。我原来让老师和同学们写留言，大家不是把名字写得很小，就是翻过几页之后再写，主席则是拿过去就在翻开的第一页上直接写了，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些都是1949年11月以前的事了。因为后来搬到西花厅，距离主席住的地方远了，去的就少了。只是有一次，我初中毕业后选择了上师范，我去找姣姣玩。在他们家后门，我看到主席坐在长条凳上。他看到我招呼说：“秉德，你过来找姣姣啊？”我说：“是啊！”“你现在上几年级了？”我说：“初中毕业了，我要去上北京师范学校。”主席说：“哟！你去上师范啊。好，好，女孩子读师范是最好的了，以后我让姣姣她们也去学师范。”后来，姣姣还真的读了北京师范大学。

我要做一名乡村女教师

说到上学，我到北平后考上了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月份开学后，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我平时基本上住校，一般周六从学校回来，周日再回学校上晚自习。因此，从1949年进中南海，到1964年我结婚后搬出，虽然算起来在中南海生活了15年，实际上我就是周末和寒暑假回去，平常都住校。我记得那时进出中南海还有一个小徽章，是蓝底铜质的，上面写着“中南海”，还有一个五角星和一个号码，凭此出入。

因为当时我们的家长实行供给制，不用交学费，其他同学都是走读的。我们就统一实行寄宿制，在学校吃穿住用全管。当然那时条件也是很艰苦的，大家都住在一个大房间里，上下铺。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月七块钱的伙食，吃得很一般，衣服也都是粗布制服。

在干部子弟班，我们互相间都知道各自的家庭情况，但并没有特别当回事。例如，我知道毛泽东的儿媳刘思齐、聂荣臻的女儿聂力都比我高一届，还知道这个是某某将军的女儿、那个是某某元帅的女儿等等，仅此而已。我还记得一位解放区工人的女儿，但也在我们干部子弟班，对此我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身份差别。她很优秀，是我们的学生会主席。我们这个班同学感情很深，后来很多都一直有来往。我给妈妈写信还专门提到：北平这边从解放区来的人和天津来的人不一样，见面不是点头、鞠躬，而是握手，感到很新鲜。

初中毕业后，我所在干部子弟班的同学一般的理想是读完高中上清华、北大或者留苏，留苏是第一志愿。而我选择了上师范，打算毕业后当老师。

这个选择，很大程度上缘于伯父伯母对我的教诲。伯父从我们小时候就给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我们都是幸存者，几十年干革命随时准备牺牲。战争年代，我们很多的战友、同志、朋友都倒下了，我们能活到今天完全是一个幸存者，我们不能忘记千千万万烈士们，他们完全是为了国家能成为人民的国家而奋斗牺牲的。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不为人民服务，我们应随时为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 由于一直受这样的教育和影响，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为了国家和人民才行。

在上初三时，我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面的女主角瓦尔瓦拉也深深打动了我。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师范毕业之后就选择了做农村教师，她坐了很久的雪橇，到了很远很远的乡村里。她对学生和蔼亲切，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经过她的培养教育，孩子们很快地成长起来。几十年以后，当她白发苍苍的时候，各地的学生都来看她，给她祝寿。有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教授、拖拉机手、飞行员，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我看了之后特别感动，当时就想：新中国刚刚建立，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怎么来？都要从小学开始培养。我就感到做老师很崇高，责任重大，我干嘛不做像瓦尔瓦拉这样的老师呢？农村里更缺少教师，所以我就下决心，要做一名农村小学老师。

恰好这时北京师范学校招保送生，要求各门功课都在85分以上。我一看这个机会很好，我的功课也合格，就想报名。学校老师觉得我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征求一下家长意见。问父母，父母都听我的意见。然后我就去跟伯伯、七妈他们谈。当时在饭桌上，我一说我的想法，七妈特别地鼓励我，说：“哎呀，好，我就是16岁做老师的，你毕业当老师就18岁了。现在我们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建设需要各种人才呢，你做老师太好了！”伯父一直吃饭，没吭声。七妈说：“哎，我鼓励了半天秉德了，你怎么不表态啊？”伯父说：“有你一个鼓励就够了，你让她有点儿独立思考的机会，自己再多考虑考虑嘛。”这就更鼓励了我，然后就坚持自己的想法，上了北京师范学校。

这件事情后来有别人跟我分析，说你伯父可能还是愿意让你读了高中上大学，或者能留苏也是个很好的途径，这样的人才国家更需要，但是他又不能明确地跟你这么讲。但我没往那方面想，也并未后悔！

青年时代，邓颖超当过五年小学教师。这是她和青年学生在一起。

师范毕业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来招生，需要专业基础比较牢固的学生，说我们师范学校三分之一的学生都可以去上师大，鼓励我报名。我坚持不报名，还写了一篇作文，意思是国家免费培养了我们三年，就是想让我们及早进入到人民教师的队伍中发挥作用。我在报纸上读过许多人刚小学毕业就去当小学老师了，有读书的机会，应让给他们，觉得自己读完中专已经是知识分子了，已经是合格的人民教师了，应该赶紧加入到人民教师队伍中，参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赶快减少国家文盲的程度。当时的校长是吴冷西的夫人肖岩，她看到我的作文后感觉这个孩子还挺有思想的，就发展我入了党。1955年6月25日，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填报毕业志愿时，我写了农村。许多其他同学毕业后到了东城、西城等城区，我就到了当时还完全是农村的朝阳区。要到农村去，我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可是到了那里，我看到村子外面有公共汽车站，想着如果以后不想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回家的话，还可以坐公交车，条件很好了，我就很满足。进到村子以后，看到农村的房子大多是土房，但还有两条街道，而不是漫无边际的荒僻的农村，也觉得很满足。后来再看到路边有一个小商店，我心想要买些牙膏、肥皂，买个小点心、饼干，也都有地方去买了，这也挺不错，比我原来想象的好得多。到了学校以后，有电灯、电话，不用点煤油灯。这不是挺好的条件吗？不算艰苦啊！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做最艰苦的准备，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劳动者，所以自己对于物质上的要求很低。

对条件很满足，我就踏踏实实地做起农村教师来。学校分配我教五年级，农村的孩子有的上学很晚，班里的学生有和我差不多大的，十八九岁，课下我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但是，只教了不到三个月的书，我就被调到朝阳区委去搞肃反了。

我的婚事始终是他们的牵挂

步入工作岗位后，不知不觉我已是大姑娘了，面临着谈恋爱结婚的具体问题。伯父曾专门找我谈了话，要求我晚婚，要25岁以后再结婚。伯母提醒我：“对方要工作表现好，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

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我仿佛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一次，伯父伯母的养女孙维世与妹妹孙新世来西花厅时，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很明显，是要介绍给我。伯父知道了，很高兴，吩咐卫士叔叔掏出100块钱，说：“安排他们到四川饭店好好吃顿饭。”那是困难时期，他此举不仅是表示预祝，也是让我们藉此大快朵颐。但由于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伯母的意见便终止了与他交往。

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出于关心，也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我。在接触中，我俩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有缘无分，我没法因为我个人的事情而影响大局，这次恋情便又搁浅了。

1963年，已经26岁的我还待字闺中，这可急坏了年近半百的妈妈。无意中，伯父的老警卫秘书何谦成了我的红娘。当时何谦家住一楼，经常看见一个女儿回来看三楼的老两口。这老两口是沈钧儒的儿子儿媳，何谦不知道他们家还有个儿子。1963年6月沈钧儒过世的时候，他才知道这老两口还有个当军官的儿子。人长得高大，又是军人，各方面都挺好，便决意为我俩牵线。见面后，第一印象不错，英俊、谦和、稳重、正派，又是党员。渐渐地，我对他了解更多了：有技术、有知识，家庭背景好。

我知道伯母经常惦记我的婚事，认识这位空军军官后，就一五一十地向伯母讲了。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先生，伯母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也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后来，我带他去了西花厅。他一开始有点紧张，后来在饭桌上，伯父伯母拉着他问东问西的。“你父亲是沈钧儒的后代，你母亲姓什么呀？”“姓张。”“是哪儿的人呀？”“浙江海盐人。”伯父一听，“哦？那和张元济有什么关系吗？”“是我母亲的堂叔父。”“哦，那还真是名门出身。”出来之后，沈人骅对我说：“哎呀，总理怎么这么了不起啊！知识面又广，记性又好。我说母亲姓张，是海盐人，他就能联系到张元济（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随便说一个什么他都能给联系起来，总理的知识面真是太丰富了！”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我与人骅走到了一块。

做周恩来的亲属就要自律

在生活中，伯父对亲属的要求很严格，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伯父总说：“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搞裙带关系，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此，我深有体会。

当我从学校调到朝阳区委时，伯父一听说就问： “你怎么不当教师了？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而给你特殊照顾？”伯父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不是啊！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和您的关系。是为了开展肃反工作，上级临时抽调一些党员到区委工作的。”我有点委屈地说。伯父就说：“哦，那你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到基层，要在基层工作。”

类似的情况不止一次。我婚后随丈夫调到西安，1974年初，丈夫接到一个调回北京的通知。我就帮他打包行李，把我自己的用品都留下来，因为我没有调令。第二天他要走了，我们找部队领导辞行，部队领导问我们什么时候再来。我丈夫说：“她在这儿我还得来探亲，我还会回来。”部队领导问我：“你不走吗？”我说：“我没有调令怎么走？”他用略带奇怪的声音问我：“你周秉德安排个工作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我跟他说，我从来不走“一句话”的方式，都是按组织分配行动。他一听，就打电话到北京。北京方面说让我随军，由部队给我联系安排工作。这样我丈夫把第二天的车票退掉，我把我的行李再打包，一起回到了北京。我们两人到西花厅去看望两位老人家的时候，伯父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出去八九年了，怎么又调回北京工作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给的照顾？”时隔这些年，还是一样的话。由于事先我已经把情况和伯母说了，伯母就在旁边提醒他：“恩来，你别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人家还是军人家属，是随军调动！”伯父连连摆手：“啊！我放心了，是随军调动的。”

对自己的亲弟弟，伯父要求更是严上加严。父亲刚到北京的时候，伯父就跟他说明了以后工作要由组织安排。父亲在华北大学培训毕业后，由组织分配到北京钢铁工业局(冶金部的前身)。伯父专门找到单位领导，说你们给他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由于是总理专门指示，钢铁工业局给父亲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另外，之前伯父还要求我父亲不要用周恩寿这个名字，而改用父亲的字“同宇”，叫周同宇。

父亲后来又调到了内务部（即后来的民政部），因为患有胃溃疡，身体特别不好，经常请病假，有时一请就是好几天。伯父知道后，和我父亲说：“你这样不行，拿着全额的工资还总请病假，还是提前退休吧。”其实当时父亲距离正式退休就差1年了。伯父找到内务部部长曾山，让他给我父亲办提前退休。单位领导以为伯父只是说说而已，而且考虑到提前退休工资就会大打折扣，生活比较困难，就拖着没立即办，最后遭到伯父的严厉批评。结果我父亲不到60岁就提前退休了，工资拿的就更少了。

伯父对身边人的关照

父亲做仓库职员时职位低、工资少，全家人那时都到了北京，在中学做教师的妈妈工资也不多，我们家孩子又多，生活稍显拮据。实行工资制以后，伯父就用自己的工资补贴我们家。退休后，父亲身体有病，需要补充营养，治疗也需要药品。这些钱，伯父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来补贴给我们，最初是每月120元，父亲退休后增加到200元。作为家里的老大，每月都是我去卫士长那里领钱，写收据：今领到生活补助费200元。我每次都是拿着不小的一叠钱，回去交给妈妈。这样一直到1968年，我们6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对伯父给我们家的补贴觉得很自然，认为反正他是国家领导干部，钱肯定很多，对此没有想太多。可是，伯父过世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实际收入，每月工资404.8元。原来，伯父一直把他收入的一半都补贴给了我们家。对此，我非常震惊！更是感到愧疚和懊悔，这些年我们家用了他这么多钱，他自己生活却很清苦。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伯父啊！又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国家总理呀！

伯父那点工资不光补贴我们家，我们周家其他亲戚也都得到他的关照。他的部下、身边的工作人员遇到困难，他也主动慷慨解囊。例如，伯父一位秘书的夫人原来当过护士，后来感觉自己文化不够，想要学个专长，就去读医学院。但往返于家里和学校，给孩子喂奶的时间非常紧张。伯父知道后，拿出50元给她，让她去买了一辆自行车。

对这些事情，伯母非常理解和支持，我认为她是位伟大的女性。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赶上吃饭的时候，伯父经常自掏腰包请人吃饭，饭费也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我知道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和男、女单打世界冠军的大满贯，伯父非常高兴，把队员请到家里，说要请大家吃饭。伯母调侃他说：“这个月你只剩下两毛六分钱了，你拿什么请客？”伯父笑呵呵地说：“是吗？那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另一次是他和陈毅自费请《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剧组吃饭，伯父一入场就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已没钱了。”

1961年，我国乒乓健儿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取得优异成绩，周恩来和邓颖超祝贺他们为国争光。

我记得特别清楚，伯父、伯母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亲友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现在想起来，我对于自己家用了伯父那么多钱实在深感愧疚！

家属不能干扰他工作上的事

我这一辈子的工作都是服从组织分配。师范毕业后，我就没有机会再去上大学了。1955年调到朝阳区委后参加了肃反，1957年后陆续参加“审干”、“反右”和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间还参与了密云水库建设。1961年10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后，我在朝阳区委宣传部当干事，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后来，到了朝阳区金盏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我丈夫沈人骅调到西安的部队工作。当时，为了精简北京城市人口，中央有个文件“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看到这个文件后，我当即决定离开北京去西安。当时领导还跟我谈话，我说：“你不用动员，我肯定执行中央的决定，但是我要生完孩子再走。”8月中旬生完孩子，10月底我就去了西安。伯父、伯母对我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临走的时候，伯父问我带不带孩子，我说人生地不熟的先不带了，他说：“还是带着孩子走吧，在老人身边容易娇惯。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我离京时对我的交代。

到了西安，我在轻工局干部科当了一名干事。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们局的领导开会研究过单位有哪些干部较优秀，可做苗子培养，我做了会议记录。运动开始后，局长、科长都跑了，矛头就直接指向了我，说我是干部科的，一定知道底细，让我交代培养了哪些“黑苗子”。我对自己的组织纪律性要求还是很强的，坚持不说，他们就把我带走，用大卡车拉到西北局关了三天。

1970年，老伴被部队抽调去贵州“支左”，我带着孩子也跟着去了，进了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根据林彪的指示，解放军对军工企业实行全面军管，军工企业要靠山、分散、进洞，家属区和厂区的各个点都分散得很远。基地在遵义城，我们工厂离遵义七十公里。我在政治部负责，经常要到遵义开会。每次我去城里开会，坐汽车去都要走上很远的山路。

1973年军管组从遵义撤出，第二年我老伴就接到了北京的调令。回北京后，我在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工作，干了10年。后来又先后任职于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地点离家越来越远。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在国务院侨办下属的《华声报》任社长兼总编，他跟我提到缺一个副社长，问我能不能去。这是我唯一一次自己联系的工作，1988年到《华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我又到了中国新闻社担任副社长，负责党务、财务、行政、技术等部门工作，直到1998年离职。

几十年来，虽然有人通过其他途径了解了我的身份，但作为伯父的侄女，我从来没依靠过他的关系为自己做过任何事情，包括为自己开脱。不过，的确也有人托我办过事。我丈夫沈人骅是沈钧儒的长孙，他父亲沈谦兄妹五人，小姑姑沈谱是著名新闻人物范长江的夫人。“文化大革命”中范长江被关进了牛棚，我在一次出差回北京的时候，沈谱找到了我，说：“我们都是曾经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范长江怎么可能是‘黑帮’ 呢？你帮我带个信给总理吧！”我说我知道伯父的规矩，家属不能干扰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不敢带。即使带了，他能办也不给办，因为他反感这种做法。就这样也没为她带信。后来我的这位姑父范长江在河南五七干校的井里被发现，人们都说他是自杀，但我姑姑不相信：一个星期以前范长江还让家里给换眼镜、带搪瓷盆的，怎么可能会自杀呢？但是后来这件事也没有搞清楚，最后毛主席给他平反了。对此，我也感到非常愧疚，但没有办法，我太了解伯父了。

伯父和我告别

在我的记忆里，伯父总是特别匆忙，走路快，吃饭快，难得能跟我们好好聊天。伯父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伯母怎么去喊他，他也不动，经常是一直到大清早还不肯休息。有时伯母想了个办法，凌晨六七点的时候，把我6岁的妹妹秉宜叫起来，扎好小辫子，到伯父办公室，拉拉伯父的衣角，要他一起去公园看花。因为伯父的办公室大人不可以随便进去，让小孩子去就好办了。对小孩子他也说不明白，只好跟着她一起走。出门一看，伯母在外面站着，车子、卫士都准备好了，一看就是我伯母布置的。这样，就一起去中山公园走走、看看白色的芍药花。回去后，伯父就利用上午的时间睡几个小时。

为了伯父的健康，有时候伯母会派“任务”给我们，让孩子们到二门去迎接伯父回家，这样他就可以下车和我们一起走上几百米路，活动活动筋骨。 伯父闲暇的时间很少，难得有空，除了跳跳舞，偶尔也打打乒乓球。但打球也不大方便，因为他的右臂残疾。1939年在延安骑马受伤后，当时延安治疗得并不好，无法正常工作。后来伯母陪着他去了莫斯科，医生说其实是可以完全治好的，但需要一年的时间。伯父就不同意，说越短时间越好，你只要给我治得不影响工作生活就行。就这样进行了基本治疗，后来虽然大体不影响生活，但还是会有些不方便，握手的时候会疼。有一次他去访问亚非14国，回来后跟我说：“我像孙猴子一样的，一下走了十万八千里，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握手握得叫我受不了。因为人家都很热情，我也得热情回应，结果手都疼得好厉害！”

1974年我从西安调回北京，一开始还没有安排工作的时候，也时常去看望伯父。那时候，眼见着伯父每天还是忙，比原来显得更加瘦削、憔悴，白头发越来越多，老年斑也长出来了。我并没有多想，不知道他病得很严重。当时他的病是严格保密的，对我也没有说，就是怕我控制不住情绪，在外面有所流露。

1974年5月31日，伯母给我打电话，说伯父约我去西花厅吃饭。我像往常一样兴冲冲地跑过去，但那天一见到伯父便觉得他跟往常不一样。平常他都是衣冠整齐的，随时准备外出工作。但那天却穿着睡衣睡裤。饭桌上我们就闲聊家常，伯父还随手送给我两张他和伯母在大寨的照片。伯父说：“你也看出来了，我现在很瘦，是有点病，明天要住院了。以后我们见面就少了，你要把孩子培养好，教育好。”我一听，还高兴地说：“您平时那么忙，总是没有时间休养，现在能下决心去住院了，身体调养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当时，我没明白，伯伯给我这两张照片，其实是留个纪念的含义。因为他以前也有时候给我一些东西，像手表、毛主席语录等，这次我也没特别当回事儿。第二天，6月1日，伯父就住进了医院。他前一天约我去家里吃饭其实就是告别，我是后来才体会到的。

失去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伯父以前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赶到北京医院她家。没想到她哭成个泪人，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总理说要去看个病人，我们几个身边工作过的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我们好长时间没见到总理了，特别高兴。可是走着聊天中他突然问了一句‘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大家都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我们想来想去只有你了，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我一听也哭了，骑着自行车就去了西花厅，向伯母要求去医院看伯父。伯父住院快一年了，之前我几次要去看伯父，都被伯母拦下了，说中央有规定，家人只有伯母可以去，其他人如果要去的话需要中央批准。我想自己一个平头老百姓，怎么敢惊动中央呢，就作罢了。但这次，我坚持要去。伯母又一次阻拦了神情激动的我，但为了让我劝说伯父积极配合治疗，便拨通病房的电话要我与伯父好好谈谈。电话中，伯父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询问我的工作、我父母的情况。我一再打断他的嘘寒问暖，说要纠正他的一句错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他依然是轻松地回答。我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受不了，全国人民听了心里都受不了，我们没有你不行！”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嘛？”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通话前后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只好说：“我不忍多占你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不可再有那样的情绪，不然会影响治疗效果的。如果不想呆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他说：“我现在是温室里的花朵了，离不开这个环境了。”放下电话前，我一再恳求、劝告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解放军305医院病房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时的一张照片     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了二十多个春秋的西花厅

5月20号中午，我接到伯母的电话：“秉德啊，我告诉你，你不是想看伯伯吗，他今天下午要回西花厅，你有机会回来看看，好不好？”当时我正在上班，就请了假，骑自行车从阜外大街一直骑到西花厅。

一年没见面，伯父瘦得厉害，整个人像一个衣服架子。伯父身边的秘书、医务人员有些人也来了，我们看到他都很高兴，一块聊聊天。他这次出来是要去看一个人，只是路过家里回来看看。我就说：“伯伯，我跟你一块照张相吧。”伯父说：“你看今天有这么多人在这儿，咱们改天吧。”

后来不到一个月，6月15日，伯母又打电话说今天伯父又要回来了，我们可以到西花厅看他。我住在西郊，当时是礼拜天，我正在给我老伴儿一个几十年没见面的老同学做饭。我想，不到一个月他又可以回家了，以后回家的机会肯定还会有，因此我想下次去吧，就没去。没想到这成了我终生最悔恨的事。我再也没有见过伯父！我弟弟秉华去了，他是我们姐弟六人中最后见到伯父的人。

伯父走了

伯父是1976年1月8日上午走的。我1月4日去上海出差，临走前还往西花厅打电话，没有人接。我想伯母又去医院了吧，反正我五六天就回来了。没有想到，1月9日清晨6点半，在上海和平饭店广播中我听到了伯父去世的消息。“轰”地一下子，我差点倒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这样一个事实……其实8号中午我伯母就让秘书第一个通知我，但是我不在北京，就告诉了我爱人沈人骅，让他赶紧通知我和在京亲属。

和我一同出差的同事们赶紧陪我上街去买黑纱，想办法给我买飞机票，当天我就赶回了北京。

一到北京，我就赶到西花厅。本来我还想着伯母会伤心得不得了，可能会躺在床上，我该怎么安慰她。但一进门，看见她就站在客厅里等我，见了面我抱着她就哭，但是她老人家真是坚强，自己不哭，反而劝我说：“秉德，要坚强啊，不哭，不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再三劝我不要哭……我更是受不了。

1月10日，我们一起去参加告别仪式。那天很冷，我当时没有穿大衣，戴着围巾、手套。到告别室门外，我突然感到戴手套、围巾是对伯父不恭，我就把手套、围巾都脱下来，顾不得地面有多脏，往下一扔，走了进去。我打头，弟弟妹妹，还有叔伯哥哥嫂嫂，一一跟伯父做最后的告别。在那个小小的告别室里，我见到了伯伯，他的面庞削瘦极了……我心里悲痛不已！

出来后，我们回到了车里。伯母派人悄悄叫我和老六秉建过去，让我们俩和伯父的遗体最后合了一张影。

第二天傍晚，我们乘车跟着队伍一起，走过十里长街送伯父灵柩去八宝山。1月15日大会堂的追悼会，我们也都参加。但伯母告诉我们，她已经交待好了，我们亲属参加所有的活动，但不拍任何照片，不做任何报道。对此，我们都习惯了，觉得很正常。

我伯母去世前，留了两份遗嘱。对公家的遗嘱中说明，不要抢救、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等。内部留遗嘱的内容只写给六个人，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德中，原总理办公室主任李琦，她的两个秘书赵炜和高振普，还有一个医生张佐良，再就是我，我是唯一一个亲属。这个遗嘱也是让大家不要抢救，外地的亲戚晚辈不要影响正常工作来北京吊唁，骨灰不保留，还有遗物的分配等。当初我伯父也是这样要求的。

周家人在伯父伯母的教育下，都不愿出头露面，都很低调。很多场合都是这样，都已成习惯了。伯母百年的时候，我在政协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请了和她生前有接触的同志和一些老革命的后代，一起缅怀、纪念。在与刘延东等领导照相的时候，我们家的人，我的弟弟妹妹，包括第三代都站到了边上或最后，只有我被拉着坐在了第一排。

永远是能亲近的总理

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伯父是全国人民“最亲爱的总理”，深受爱戴。对于他的亲民爱民，事例当然不胜枚举。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件事：

1962年，伯父到铁岭考察工作，他曾坐在农民家门口的台阶上、在田地里与老百姓聊天。走在田里，他还不时提醒身边的人别踩了青苗。他蹲在地里与老乡聊天的一张照片还保留了下来。我后来去铁岭，听当地人讲到，当年他和一个中年农妇聊天时，那个老乡却把脚埋起来了。原来农民为了省鞋，夏天光着脚在地里干活。这天总理忽然来了，她觉得自己光着脚很不好意思，所以赶快把脚埋在土里。她那时是蹲着种庄稼，总理就蹲着与她谈话。那时根本没有事先的安排或布置，周总理的亲民是非常自然的，他很投入地走进人民的生活。

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地震。伯父在对相关救灾工作进行了布置安排以后，第二天一早，在余震未停的情况下马上坐直升机飞到了震中白家寨村。到了村子后，挨家挨户考察灾情，还开了一个千人大会，鼓励大家生产自救，重建家园。伯父站在一个简陋的木箱子上跟大家讲话，刚讲了几句，发现老百姓是冲着风的方向，他自己是背着风的。他马上转过去，到老百姓的背后和大家讲话，老百姓就跟着调过头来。当时的干部说：“不行，总理你那样是喝着风的，你还是到这边来讲。”伯父说：“你想一想，成百上千的人背风合理，还是我一个人背风合理？当然是那么多老百姓背风，比我一个人背风合理得多。”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一位高官，处处觉得自己和老百姓是平等的。他跟老百姓是融为一体的，老百姓也视他为知心的朋友，他永远在我们的身边，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永远都能记住他。他太多这样的形象了，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是说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地做出来的，他的行为给大家留下了太多深刻的记忆。

现在，只要是当年伯父去过的地方，我只要有机会都尽量去走一走，想去那里实地看看，追寻伯父当年的足迹。2006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去了一趟白家寨村。村里一位老汉是当时的支部书记，还是挂着白头巾，跟我们哭着诉说当时的情景。他说：“当时我们碰到这么大的灾难，房倒屋塌了，人也死了不少，都觉得没法活了，想出去要饭，或者有的干脆就不想活了，因为亲人都不在了，我们自己还活着干什么？在非常无助、非常绝望的时候，总理来了，告诉我们要重建家园，我们要振奋精神，要自力更生。还给我们带来一些救灾物品，把我们组织起来，鼓励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一定要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这样，我们才得到了挽救，我们才能够振作精神。”

观其一生，我觉得伯父的所作所为是从13岁立下的志向指引了他，他一生都在践行“为中华之崛起”，不光是读书。我感到他是为中华之崛起而生，为中华之崛起而逝，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做的。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后辈代代传承，值得我们全国人民代代传承！

【整理：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  陈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