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校情结

李意如

我在北京第二女子中学度过了美好的中学时光，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来到北京第五女子中学工作，从此走上了教育工作者的道路。在女校学习、工作的经历，使我对女子学校产生深厚的感情，为我之后创办华夏女子中学奠定了基础。

从小接受女校教育

1946年6月，12岁的我小学毕业，面临着上中学的选择。为这件事，我家开了家庭会。父亲说：“中学阶段打好基础，对你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一定要选一所校风好的学校。现在北平的好学校多是男女分校，我看就选一所最好的女校上吧！”从12岁到18岁，我的整个中学阶段都是在女二中度过的，这6年经历了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1949年解放前，女二中规模不大，只有初、高中12个班。校舍是一座清代的旧王府，九个大大小小的四合院，种植着高大的银杏和苹果树，环境幽雅，古色古香。公立女校注重培养朴素大方、独立高雅的气质和文明习惯。规定学生必须穿校服，留短发不得超耳下一寸。夏季校服是阴丹士林浅蓝色中式带襟上衣，配黑裙、黑鞋、白袜，冬天无论多冷都要穿深蓝色的棉袍，不得加外套。在高中同学的带领下，我参加了读书会、合唱队的活动，爱上了诗歌朗诵，崇拜女作家冰心。老师在教学中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考核很严，功课不及格者要受到留级甚至勒令转学的处置。这种平静有序和谐的环境，使我安心学习扎实地打下了文化基础，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尤其是对女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初中毕业时正赶上北平解放，我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本校高中。

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以巨大的、势不可挡的革命热潮，点燃了我们年轻人的心。很快地，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等政治运动使我们当中的一些同学走出校门，走进社会，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校的同学也经常到社会上搞宣传活动、做社会工作，如办民校、夜校、补习班，等等。学校管理也冲破了原来的模式，在党支部领导下，实现了学生的民主自治。高一下学期，学生会主席方幼兰被调到党校学习后，我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这项社会工作，使我在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等多方面得到了锻炼。在我的记忆中，至今难忘的有两件事。一是上高一时，我曾带领同学到北京北郊河北省昌平县的农村进行土改宣传活动。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小姑娘，从来就没有去过农村。当我在访贫问苦中见到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不识字、很早就结婚生娃；当得知那些老大娘、老奶奶们只有姓没有名，户口本上写的是张氏、李氏；我十分吃惊，感叹农村有很多妇女还处于文盲状态。这才懂得了我们当时正在给农村妇女教唱的那首山西民歌《妇

女自由歌》中诗人阮章竞的填词：“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的真正含义。深感文化下乡对解放妇女有多么重要。由此，我萌生了想做一名苏联电影中那位乡村女教师的梦想。

二是上高二时，我曾接到过全国学联发给我的一张正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的旁听证。我一个小小中学生手持旁听证第一次进中南海的怀仁堂，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不同肤色的妇女代表，第一次听到中国妇联代表陆璀用流利的英语发表充满革命激情的讲话，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作为中国妇女的自豪感、使命感油然而生。

响应号召毅然留校

到了高三以后，我不再做学生会工作，集中精力学习，一心一意准备高考。按照我家的传统，上大学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就在兴高采烈地选择报考哪所大学、什么专业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数：国家根据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急需人才，而现有高校又招不来那么多合格大学生的现实，认为办好中学教育为大学提供更多合格的生源，已迫在眉睫，为此决定从重点中学高中毕业生中选调优秀的党团员充实中学的政治工作和政治课教师队伍，以解燃眉之急。女二中在落实这项任务时，恰好推荐了我和岳净溪、王书敏、李玛琍4人上报市教育局。高考前夕，学校党支部书记找我们谈话，动员我们服从

分配。开始我真舍不得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就提出：“既然国家这么

需要中学教师，我能不能报考师范大学，毕业后再当教师？”她诚恳地说：“再等四年恐怕就来不及了，今年北京市要接办三十多所私立中学，急需充实党、团力量。你的入党申请，支委会已讨论过了，你即将成为共产党员，相信你能放弃上大学，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当即明确表示坚决服从分配。没想到这项抉择，却在我家里引起一场风波，我的父母虽不同意，但深知我的秉性，知道拗不过我，只好勉强答应；最反对的是我那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当教授的叔叔，他指着我说：“放弃这么好的升大学机会，将来你会后悔一辈子。”的确，1952年高校调整扩招，生源奇缺，只要报名就能考上。现在想起来，那时毅然放弃个人和家庭的理想，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甭说当今的中学生无法理解，就连当时的许多同学也觉得不可思议。可是，那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就有那么一股劲头儿。

走上教育工作岗位

1952年8月，我被市教育局派到女五中，18岁当了“小先生”（那时学生都称老师为先生），使我继续与女校结缘。女五中是1950年由政府在接管私立春明女中的基础上创办的。1952年私立育华中学停办，女生全部并入女五中，学校由10个班骤增为30个班，新聘教师很多且成分复杂，党团力量薄弱。18岁刚刚参加工作的我遇到了一位老革命、水平高的曹绮文校长。她朴素谦虚、作风民主、魄力十足，尤其信任关爱年轻干部，放手让我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第一年她就分配我教初一、初二8个班的政治课，做全校少先队总辅导员，兼任教师

团支部书记。1954年后又不断给我加担子，任学校党支部专职干部，负责人事、保卫以及青年教师的思想工作，还教着高中的政治课。我边学、边干、边教，全身心地负荷着如此大的工作量，然而也正因此才使我能在曹校长的直接领导下，更加全面迅速深切地学习、理解了她的办学方略和工作方法，从中很受教益。她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在师大女附中任教时加入了地下党，从而具备了中学校长最好的资质，但从不满足，渴求学习新的教育理论。她每天早七时就要求我到办公室和她一起读书，给我指定必读书目，还亲自带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到和平门外的北京师范大学系统地听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她常跟我说，“当校长的讲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当好校长最主要的是尊重教师、尊重学生、尊重教育规律。”1958年曹校长升任崇文区委教育工作部部长，我由副书记升任支部书记，接替她成为学校的第一把手。在女五中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我深感自己年纪轻、学历浅，难以担当起领导这所重点中学的重任。幸好学校有较好的传统，有较强的师资队伍，有团结一心的领导班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保持了较高的办学水平和良好的社会声誉。但由于当时受“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学校稳定的教学秩序常被打乱，我们很难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研究教育质量的提高。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才知道。

1967年12月。北京市中小学进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次招生，新生不经考试，就近入学。女五中招了男生，校名改为“新五中”。从此，在北京、在全国，女校就彻底地消失了。粉碎“江青集团”以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浦安修创办了教育科学研究所，要从北京市抽调6位重点中学校长，来从事基础教育研究。1978年，我被调到这个所，开始了边苦读、边研究的新生活，不仅圆了我早年的大学梦，还步入了教育研究的新领域。经过十几年的大学教学和对中学教育的研究总结，进入花甲之年的我，女校情结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增添了稳固的理论基础。

（选自《远去的红烛》第96-100页  责编：阮珍珍）